这种电影，我们为什么拍不了？

“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句台词，以前经常出现在香港影视剧里。

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香港人不再这么说了，他们不再盲目乐观，而是以更加现实的方式直面生活。

比如在今年金马奖上获得11项提名的《窄路微尘》，张继聪扮演的男主角窄哥说的是：“世界很坏，不代表要做坏人。”

在至今看过的跟新冠疫情相关的电影里，《窄路微尘》之所以最打动人，窄哥的这句台词功劳很大。

好人、坏人、有钱人

《窄路微尘》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

它恬淡而不浮躁，冷静而又克制地表现两个人在疫情时期的困厄，并不呼天抢地或高喊口号。

同时，它还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能抓住生活里让人触动的小细节，但又表现得相当熨帖。

它就像一个显微镜，既能照出疫情之下，底层小民如何奋力抗争却寻不到生活的出路，又能顺着这条线继续深入，映射出主角背后大时代的广阔与宏袤。

之所以说《窄路微尘》值得看，原因正在于此：主角虽然只有两个人，却让观众看到了整个社会的危机，以及弥漫在所有人头上的、根本挥之不去的惶恐与不安。

故事的主线，说的是独立经营清洁公司的窄哥（张继聪 饰），在疫情袭来百业萧条时，遇上失业的单亲妈妈Candy（袁澧林 饰），两个几乎都要一无所有的人，在疫情里相互救赎。

但电影绝不是要靠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去卖惨，绝对不是。

社会现实的惨，走上街头或是打开手机，很快就会发现惨人遍地都是，被亲朋坑骗、被公司压榨、天外飞来横祸，或是疫情之下，眼瞅着亲人被夺去生命却无能为力，等等。

电影不是要讲这个东西，因为它们没办法让观众产生更深刻的共鸣。

电影的力量在于，能让人在一个看似与自己无关的故事里，反观自己的真实处境，并寻获努力活下去的动力。

《窄路微尘》就是如此。

它希望可以呈现某种环境和人物的真实，令观众能够共情，更重要的是，给人一点力量。

所以电影里安排了这样的细节：单亲妈妈Candy带着女儿去便利店买冰淇淋，Candy就趁店员不注意往包里装东西，结果却被在店外抽烟的窄哥看在眼里；同样，因为没钱给女儿买口罩，她就趁做工时，偷顾客家囤积的口罩。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窄哥说出了那句打动很多人的台词：“世界很坏，不代表要做坏人。”

但导演“刁钻”的地方在于，尽管他从价值观上认同窄哥的说法，电影也试图强调的是这份让人心向善的正能量，但他也在冥冥中，强化了Candy身上代表的另一种价值观，那就是——

“世界很坏，我的坏也都是被逼的。”

这种价值观尽管不是电影明面上要提倡的，但它却帮助Candy解决了实际问题，比如电影里反复强调的“口罩问题”。

窄哥的妈妈，根据电视台教的办法，在锅里上熏蒸口罩，这样才能保证家里有足够的口罩用。

Candy和她女儿就没那么幸运，不仅穷到没钱买口罩，甚至是赚到了一些微薄的薪水，也已经买不到口罩了，因为疫情太严重，口罩早已脱销。

为什么会脱销？是生产不足吗？

并不是，因为那些有钱人，早已通过特定的渠道，囤积了大量口罩。

所以Candy跟着窄哥去给一个面朝大海的顾客打扫卫生时，才情不自禁地偷了一些儿童专用的口罩回来给女儿。

相比于窄哥因此被起诉和被解约，Candy的这些细节，才是《窄路微尘》真正着力的地方。

尽管是在宣扬善良和正直，但电影也不觉得它们能帮我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就像盗窃不能帮我们获得更好的生活一样。

真正能让人变更好的东西，从来不是某种道德品质，而是你有没有钱。

从金鸡到清洁工

20年前，非典结束，香港就有一部以疫情为背景的电影，也就是《金鸡2》。

跟时间跨度30年的《金鸡》不同，《金鸡2》的时间背景主要是2003年，重点回顾的还是非典下的香港。

在《金鸡2》里，香港人还是乐观的，敢于拿非典这种突如其来的疫情开玩笑。

就像阿金调侃的：“那一年（2003），人都疯了”，嫖客进门要先量体温，全身消毒后用包装纸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确保准备工作结束了，才能进入正题。

《金鸡2》（2003）

跟苦难过后的揶揄相匹配的，是刘德华在电影里成了香港特首，意在鼓励香港人，一切都会过去，明天肯定会更好。

20年后的《窄路微尘》，主角从“金鸡”变成了“清洁工”，故事风格也从喜剧变成正剧。

即便经常把“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挂在嘴上的香港人，也没办法再麻痹自己，让自己强颜欢笑。

它能让穷困落魄的窄哥说一句“世界很坏，不代表要做坏人”，已经是自己所能提供的最大情绪价值。

如果还是像《金鸡2》那样鼓励大家明天会更好，那《窄路微尘》估计就跟疫情以来内地那些以此为背景的影视剧，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的。

万幸的是，《窄路微尘》没有。

因为它早就意识到，时间越往前，人会越卑微。

20年前，主角还是“金鸡”，为了揾食要出卖很多自己不想卖的东西。

但最起码金鸡没有绝望，甚至还能佯装享受整个过程

但在20年后，主角却成了窄哥这种每天跟微尘打交道的“清洁工”。

窄哥上班的时间，正是其他人下班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他越努力，别人越看不到。

甚至可以说，窄哥就像他要竭力清洁的微尘一样，即便被注意到，也要面临被清洁的处境，比如被罚款到破产，最后只能去当保安。

对于这样一部华语电影来说，《窄路微尘》是有里有面的。

它扎根在疫情肆虐的背景里，眼光却又跳脱在疫情之外的更大现实里；它琐碎到能让人闻到主角身上那混杂着臭汗与消毒水的味道，又能让观众在观影过程里，对整个社会产生宏观的体认。

而这样的电影，也是我们很难去拍，或是很难去放的。

因为我们早已深陷在宏大主义的惯性里，失去了洞察个体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