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中国摇滚往事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就是一场短暂的梦魇。
梦中充满了个人的悲剧，时代的默然无声，和两者混杂在一起时的苦涩滋味。
崔健、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侯牧人......这群孤独的人一点也不可耻，历了辉煌与落寞，他们如今还是傲慢而清醒的摇滚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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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5月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馆。
崔健身背吉他、头发蓬乱、裤角一高一低，对着全场1万多名观众嘶吼出了一首《一无所有》。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这一喊如同平地一声雷，让台下观众瞬间沸腾。听众们长久被压抑的情绪，变成尖锐的呐喊，这是摇滚乐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演出。
在那个年代，《一无所有》让一群痛苦、失落、迷惘又无奈的青年们，找到了一种释放自己的出口。
键盘手梁和平回忆：我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年，崔健仅有24岁。
长期处于地下的摇滚乐终于浮出水面，中国摇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音乐、语言、欲望、思想，正在逐渐被松绑。
每个人似乎都站在一场洪流中，迎接着欲望的冲击。
80年代，世界风华正茂，迎来改革开放的中国才刚刚睁眼。
如果说西方的摇滚乐像浪潮，那么中国的摇滚乐就像是一把刀子，锋利而热烈，让人久久无法释然。
从台湾来到北京的张培仁在其中看到了青春、理想与困境，他一直试图冲破那扇久闭的大门。
可最终，一切都只是昙花一现。
1989年3月，当张培仁初到北京，看见崔健用红布蒙着眼睛，一边吹小号一边唱《一块红布》时，彻底被震住了，这个身高1.95米的硬汉抱着一根柱子痛哭流涕起来。
张培仁一度认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会掉在没有生命力、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面。
但崔健、唐朝、窦唯、张楚、何勇这帮年轻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呐喊出理想与愤怒的场景，着实地冲击到了他的心脏。
每一个乐队，都没有好器材，没有良好的资讯环境，没有市场财富。当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匮乏的时候，他们却在用生命产生出强大的爆发力，风格各自不同。
他们物质贫乏，但精神饱满。
那是一段活在乌托邦里的岁月。人们的笑容那时都还没什么目的，活得不太容易，却有许多理想。
远在西安部队做文艺兵的许巍，听到崔健的一声呐喊，仿佛被一种不可名状的力量所深深吸引：我要成为崔健那样牛逼的摇滚歌手。
1993年初，摇滚乐在北京大热，先有《北京青年报》这样的“先锋”报纸，报告摇滚动态；紧接着魔岩文化公司推出《中国火》系列打头磁带。
在张培仁的推动下，黑豹乐队和唐朝乐队加入滚石唱片，《黑豹》和《梦回唐朝》两张专辑横空出世。
1994年，由张培仁、贾敏恕牵头，台湾滚石公司下属的魔岩唱片签约了窦唯、何勇和张楚，魔岩三杰这就齐了。
大家都喜欢窦唯。他擅长多种乐器，尤擅吉他、笛子、鼓等，他唱起歌来，能让台下万千懵懂无知的小姑娘心肝乱颤。
窦唯总是带着内敛的神秘感，即使大家在一起开心的时刻，他看起来也总是深思状。
这个北京男孩的身上，透露着特有的清高和书生气。
张楚是西安流浪到北京的文艺青年，瘦瘦的小个子，眼神天真而忧郁，然而歌声浑厚苍茫中带着不符合那个年龄的忧郁，听着催人泪下。
他的音乐有着浓厚的现代诗韵味，含蓄而深邃。魔岩文化《中国火》的第一首歌，就是张楚的《姐姐》。
何勇总喜欢双手揣在口袋，低着头，绷着脸，眼露不羁，仿佛憋了一身的气，发愁没架可打。
他表达感受的方式永远直接和犀利，让人在歌声中反省或思考。
“三个人代表三种不同的风格。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一样，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贾敏恕说：“如果说它起到一种开天辟地的作用，其实也就是因为它单纯真实。”
对“领头人”张培仁来讲，艺术家的道德只有一个，就是才华。
在张楚看来，魔岩的运作，“可以说是理想化的资本家碰上艺术家了。”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家开始思考，什么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信仰的东西，人们极度渴望精神上的安慰。
彼时，内地开始慢慢解禁那些靡靡之音，被集体主义浇灌的年轻人一下子如脱缰的野马，开始释放自己的个性。
清一色的蓝工服不再是他们眼中的时尚，扎着马尾的姑娘也解开了皮筋，少年们扛着卡带机，寻找空旷的地方，大声地嘶吼着。
还在央视做主持人的蔚华，直接改行组建了呼吸乐队并担任主唱，一度引起不小的轰动。
过去的种种压抑，鼓动了这代年轻人的站立与呐喊，没有虚妄的商业主义在做阻挡，只有真诚与精神。
80年代有个叫侯牧人的音乐人，用高晓松的话来形容是“大嗨腕儿”的。
当年侯老爷子去工人体育馆看足球，国足的胜利使得全场情绪沸腾，一群陌生人跑到天安门广场，相互拥抱。
人们想要唱歌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当耳边传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 旋律的时候，他说:
“我要找一种音乐，在广场里，在这种时候能唱。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叫什么，世界上肯定有。
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开始冒了，后来我知道，这个是摇滚。”
后来，一张叫《红色摇滚》的专辑诞生了，传统的革命歌曲被附上了摇滚元素。
当一头长发，身穿牛仔服在舞台演出的侯牧人，与台下几万观众一起高歌 “我爱你，中国” 的时候，他知道当年自己在天安门摆下的誓言，实现了。
当年那群有性格的年轻人对于摇滚乐是什么，并不清楚。但内心有股坚定的信念，中国是时候该拥有一种颠覆性的音乐了，一种能带给民众力量的东西。
80年代到90年代的年轻人在尝试中失败，在失败中继续，在继续中寻找，在寻找中看到出路。
张培仁说：“那是在中国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1994年的红磡往事，一直被追随者们津津乐道，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这场演唱会之前发生的许多大事。
1994年深秋，一个叫许巍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两首作品踏上去往北京的火车，他相信自己可以成为崔健那样的摇滚巨星。
一年后，许巍签约红星生产社，他的《两天》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起被收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
这期间，红星生产社力捧郑钧，他在马克西姆餐厅，登台演唱了《赤裸裸》，这是他同名专辑的首发。
那一年，校园民谣也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淡淡的忧愁为所有岁月静好的幻想寻到了归处。而郑钧也是在此刻，用一张《赤裸裸》将那脆弱的纱布狠狠撕开。
他们骨子里，都有着西安人的倔强。
1994年，23岁的汪峰组建鲍家街43号乐队，随后为话剧《浮士德》开场献唱。不久后，他携刚成立的乐队，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作，担当了话剧《浮士德》的全部音乐创作。
这年6月，何勇参加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颁奖典礼，凭借《钟鼓楼》获奖。
80年代的那群年轻人，骨子里那种文化的自信与自尊跃然脸上，在气宇之间流露出来。
何勇他爸何玉生却有些纳闷儿：“人真奇怪，除了吃饭，还要思想自由。”
外界的各种不理解，反而让他们表达欲更强。
1994年，黑豹的“穿刺行动”开始巡演，崔健早已远赴柏林，大谈《一块红布》时说：“艺术没有政治的目的，但有政治的责任。”
魔岩也在这年隆重推出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和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三张专辑一经面世，便火爆异常。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精致的包装，只是来自灵魂的长啸和倾诉。
他们反主流、反商业、反传统、反权威，拿到话筒后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对抗，试图打破一切墨守成规。
张培仁早年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在32岁那年必死无疑。他说：老子非要把摇滚这件事干到一个地方不可。
那是一种坚决而冷冽的态度。
他想要最自然的方式，将这种态度呈现出来。
那一年，靠着37张假证件，张培仁带领这群心存“理想火苗”的年轻人去了香港。
1994年12月17日，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抵达香港。
红磡演唱会前，他们一一出席香港的新闻发布会。
这些面孔对于香港民众很是陌生，考虑到大家对摇滚乐的接受度不高，主办方主动派送了一批门票。
当时不会有人想到，那一夜成为日后几代人心里无法磨灭的摇滚记忆。
1994年 摇滚中国乐势力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
“窦唯！窦唯！笛子！”
窦唯身穿黑色西装，表情淡漠地走了出来，一身正装的他看上去与其他人格格不入。
笛声响起，全场寂静。
可当窦唯一开口唱《高级动物》，底下的观众瞬间沸腾。
他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解读人类的种种欲望与罪行，迷幻的曲风里沉吟着那个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哪里……”
自持的面孔，傲慢的气质，让窦唯一夜之间摆脱了王菲男朋友的标签。
登上红馆前，何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四大天王中除了张学友其他都是小丑，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
这个个头不高、穿着海魂衫、系着红领巾的年轻人，一出场就把当晚的气氛推向高潮，大声喊道：
“香港的姑娘们，你们漂亮吗？”
唱到尽兴处，还将一瓶矿泉水倒在面孔乐队的吉他手邓讴歌的头上。
后来有乐迷说，何勇当时的演出“印证了摇滚乐是最适合和最依靠现场的音乐形式”。
那个天塌下来还浑然不知的张楚，又黑又瘦，眼神清澈而坚定。
没有华丽的装饰，一件毫不起眼的旧衬衫，一条牛仔裤，一张椅子，一个话筒，孤独的坐在舞台中央的椅子上唱着歌，就足以引沸全场的气氛。
那年冬天，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乐队，让香港红磡体育馆彻底燥了起来，那是中国摇滚最辉煌的一夜。
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观众进入了癫狂状态，本来只能坐着看的，观众却都站了起来，口里大声的喊着魔岩三杰和唐朝的名字。
有许多观众兴奋得大喊大叫，甚至有人边撕自己的衣服，边叫喊。
张培仁回忆说：
“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没有熟知的偶像，没有华丽的衣裳，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荧光棒，他们空手而来，这是一个没人见过，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演出。”
张楚后来觉得，还是人性共通的东西打动了观众。
可没有人预料到，这是中国摇滚的巅峰时刻，也在无法挽救地走向衰败。
上世纪末的空气是焦躁的，人们刚刚遭受互联网的冲击，巷子里的小孩个个开始崇拜非主流文化。
张培仁在滚石旗下创立的魔岩厂牌写下了中国摇滚乐史诗，却在风云际会中渐成绝唱。
中国摇滚迎来了短暂的高光时刻，但也在商业资本的撤离、数字音乐的冲击下由盛转衰，被迫走向地下。巨大的现实落差，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红磡演唱会后不到半年，唐朝乐队的贝斯手张炬遭遇车祸，不治身亡，距其25岁生日尚有6天。
纪念张炬逝世10周年歌曲《礼物》，演唱：丁武、许巍、汪峰、周晓鸥、高旗、张楚、李延亮、栾树、马上又……
张炬的去世，引发的几乎是整个摇滚圈的悲痛，丁武一颓就是几年，老五跟他理念冲突，离开“唐朝”，乐队的创作力几乎陷入停滞。
紧接着，魔岩三杰也开始走向失语。
张楚写不出歌了。1994年以后，他个人生活矛盾的东西越来越多，天生对外部世界有抵触感的他，得了严重的抑郁症。
这种困惑一直延迟到他做完《造飞机的工厂》专辑。“这张唱片实际上挺封闭的，但是在精神上一直强烈地支撑着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张楚在全国到处跑，隐匿于大众视野，像一个流浪汉。
1996年的首都体育馆，何勇登台演唱了代表作《姑娘漂亮》，期间他大声向台下发问：李素丽，你漂亮吗？
当时李素丽是全国人民的劳动楷模。
一句“李素丽，你漂亮吗”为他闯下大祸，这句话被台下的有关部门领导看作是一种挑衅。
于是，他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被封杀的命运。
禁演之后，何勇精神渐渐出现了问题。2002年，他在家里纵火，殃及到邻居家的房子也被点着。
警方闻讯赶到时，何勇还抱着吉他端坐屋内。因为这个举动，他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讽刺的是消息曝光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愕，而是互相询问：何勇？他是谁？很重要吗？
摇滚老炮的新闻在大众心里，好像还不如明星绯闻来得重要。
由于精神类药物含有大量激素，何勇变得越来越胖，昔日的愤怒少年变得一蹶不振，摇滚的表现欲也渐渐消失在暗淡无光的双眼之中。
窦唯扔下一句“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阴谋”之后，久久沉默不语。
再后来，他泼过记者可乐，烧过别人的车，被告上法庭但拒绝道歉，而他的音乐却被淹没在了与王菲的爱恨情仇中。
沉默只是暂时的抵抗，他们终究是往下掉的，哪怕一把舒适的椅子也不管用。
对张楚这些人来说，生的乐趣，也许就是在那个坠落的过程中，彼此望见的几眼。
张培仁在1989年，想要用自然方式表达的态度，只存留了很短的时间。
当有了敏锐的创作灵魂，杰出的音乐作品，可是收入永远没办法，和这些东西成比例地反应回来。
这对张培仁，对歌者而言，都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彼时滚石唱片在海外的扩张也很耗损，必须在台湾找到创新和收益的方法，张培仁无奈回到台北，做所谓的另类整合。
红磡的辉煌背后，其实是商业上的巨大亏损。
魔岩三杰之所以成功，是靠巨大的投入打造出来的，包括录制唱片和组织演出，魔岩都下了血本。
但即便如此，摇滚也没法跟流行，通俗歌曲相抗衡。
1995年，李宗盛为林忆莲倾心打造的那张《Love Sandy》，再次将软绵绵的情歌，推到大众面前。
唱片公司林立，流行歌手纷出。再加上盗版横行，摇滚乐没法盈利，很快就被拖垮了。
难怪窦唯说过一句话：
你告诉我是一个英雄，可是我为什么挣不到钱呢？
窦唯在2007年底，开始在南方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
他认为在当下的环境，不适合任何语言阐述自己的态度和认识，从头到尾他只提供了此次演出的画面和声音，作为他的发言。
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
这个道理有些摇滚老炮儿早早就看透了，所以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
综艺选秀泛滥的今天，只想再听何勇喊一句：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
后来张培仁在台湾赚到了足够的钱，可是MP3时代来了，超级女声，快乐男声选秀相继涌来，整个产业道路发生巨变。
中国摇滚遇上MP3和商业主义的大环境，第一代摇滚人成为被背弃的一代。
张培仁得了整整四年的严重焦虑症，没人知道，他有多想回来。
直到2004年5月17日，他才有胆量面对当年的伙伴，解释之前的经历。
何勇本质上是释怀的，他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却对眼前这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说：“以前的事，你肯定有你的困难。”
窦唯沉默不语，没人知道小窦是否已经释怀。
张楚正在一个不知名的城市街头游荡，他走进了一家唱片店，问老板有没有好的摇滚乐唱片，老板说摇滚乐都过时了，听流行音乐吧。
他笑着摇了摇头：“流行音乐不听。”
曾经的那群年轻人，依旧在沿着自己理想的价值行走，而别的人在沿着社会的价值往前走。可在当时的社会，你必须成为一个全新的你。
难怪张楚说：“那个孤独是挺不舒服的。”
上一辈人含蓄的爱与恨，思考和愤怒，他们都借助音乐向所有安于现状的人发出呐喊。
这种号召并非拿无知当个性，而是一种冲破禁锢的进步。可时代回馈给他们的，却是禁忌。
崔健曾在采访中提到：“摇滚在中国已经背上了一个不公平的名声，好像这是包括一些不法青年、无业游民、吸毒者、性乱者、不守规矩者的一种聚会。”
毋庸置疑，在崔健登上工体之后的30多年里，摇滚文化从此再未进入过主流视野。
究其原因，除了早期摇滚乐鲜明的态度，更多是大众在摇滚的想象中形成的刻板印象，这也导致了在主流层面的被遗忘。
当理想主义消失的时候，艺术也荡然无存。
在摇滚乐被妖魔化的互联网时代，大家再难见到过去那种充满个性与有力量的演唱了。
多年以后，张培仁在接受采访时，无奈说道：
“1994年我们第一次做了一场摇滚乐演出，人人都兴奋的不得了。
结果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这场演出是‘牛鬼蛇神、洪水猛兽、乱七八糟’，一定要禁止。”
红磡十年纪念日那天，张培仁给内地滚圈儿写信，表达歉意。
“对于当年的伙伴，我个人感到非常的遗憾跟歉疚。本来我们有长期的准备，但因为张炬的事情以及后来的一些问题，虽然尝试去做了，但是后继乏力。”
其实又有什么可道歉的呢，大家都是一样的命苦，有些事情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看着身边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所谓的时尚把庸俗生活变成制度、变成时尚、变成广告牌上的美丽画片。
他们都曾是不想遵守这个制度的人，但他们已倦于叫喊。曾经的愤青不再是愤青，人们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
曾掀起摇滚高潮的张培仁，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创办了简单生活节，通过一个新的路径去呈现当代青年的生活，以及创作的样貌。
2008年，在圈内人的极力促成下，魔岩三杰时隔十四年，重新聚首在一个舞台上。
台下，群情激昂，欢呼声却在窦唯出场后，戛然而止。
他没有回应台下一再高呼的“唱无地自容，唱黑梦”，全程窦唯都是在那安静地喃喃自语，犹如念佛经。
但带着所谓“情怀”来的观众，并不买账，开始有人高喊：“傻X”。
窦唯神态自若：“我不是傻X，也不牛X，我和你们一样，是普通人。”
世人攘攘，窦唯早已跳脱于世俗之见，体面地活着：清浊自甚，神灵明鉴。
何勇曾说：“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前几年的一场演出，他看上去比当年胖了一大圈，一脸和善。
在舞台上奋力跳跃，认真取悦底下比他年轻二十岁的观众，当年那个满身杀气的青年早已不复存在。
记得那年香港的红磡演唱会，在唱《钟鼓楼》前，音乐刚响起，人们便开始欢呼。当时何勇向自己的父亲拱了个手，“三弦，何玉生，我的父亲”。
可如今，这个老人却只能面容苦涩地告诉人们：“搞摇滚的人压力太大了，如今我已经不支持儿子碰摇滚了。”
2013年，张楚出现在了《天天向上》节目中。
主持人报出来他名字的那刻，镜头给到他的，还跟以前一样，害羞的神情，躲闪的眼神依然纯净。
他看上去显得有些局促，双手紧紧握着话筒，目光不知该落在何处。
当主持人问到：“楚哥，为什么想到来天天向上了呢？”
张楚笑了笑，只说了两个字：“挣钱。”
几天后的西湖音乐节上，他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唱完，台下的观众呐喊着：“张楚我爱你，中国摇滚不死。”
张楚淡淡地回了一句：“摇滚死不死，和我没关系。”
跟张楚同样出生于1968年的许巍也变了，他丢掉了早年时期的锐气与叛逆，变得柔和而温暖，但骨子里的少年感从未改变。
52岁的郑钧在各种身份中转换，除却摇滚歌手、好丈夫、电影制作人，还是一个好父亲。如今的他，早已回归到家庭，却再也回不到拉萨。
汪峰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流行乐坛”与流量综艺中，与章子怡成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年近60岁的崔健变得愈发孤独，也愈发狂热。在最近的一场草莓音乐节上，大喊：
“摇滚不死，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2009年，侯牧人得了脑梗，丧失了很多基本的生活能力，最简单的数数对他而言都已不再简单。
脑梗的恢复是漫长且无望的，但侯老爷子却坚持了下来。
好友黄纪苏说：“你在病床上背bpmf（拼音）的时候，太他妈摇滚了！”
如今当被问及摇滚是什么时，他说：
“摇滚，就是活着。”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就是一场短暂的梦魇。
梦中充满了个人的悲剧，时代的默然无声，和两者混杂在一起时的苦涩滋味。
崔健、窦唯、张楚、何勇、唐朝、侯牧人......这群孤独的人一点也不可耻，经历了辉煌与落寞。
他们如今还是傲慢而清醒的摇滚音乐人，走在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之前。
1994年，黑豹、唐朝和魔岩三杰唱出了中国摇滚乐的巅峰时刻。他们就像几把利刀，把窗户纸划破，让人看到光透进来。
大家觉得中国摇滚终于起步了。可不曾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20年后，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心平气和地说道：
“直指人心已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音，不管对与错，你认不认同，人民的方向是你不可阻挡的。”
张培仁亲历了中国摇滚20多年的风云变幻，再度回首，语气中皆是平静。
如今每一位想与他聊聊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问到当初，那些曾经在他心里被划为“不能提”的一类故事。
当一些现实变成故事，另一些就变成不可言说的历史。
中国摇滚的历史见证人欧洋，如今站在《乐队的夏天》舞台上，经过岁月的沉淀，剃了一个寸头，鬓角添了白发。
与25年前红磡演唱会上的长发少年相比，脸上全是藏不住的皱纹与老态。
他回首往事时表示自己很骄傲，眼里泛着热泪。
这其中的无奈与隐忍，大概只有这些亲历过中国摇滚辉煌时刻，也感受过几十年无望等待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
左图为48岁的欧洋，右图为23岁的欧洋
张亚东看着台上48岁的欧洋，平时冷静的他近乎要绷不住眼泪，对着昔日的好友说：
“我觉得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岁月没给我们带来伤害。”
是啊，什么都变了，什么都没变。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