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会给张艺谋补张电影票吗？

在北京冬奥开幕式晚会大获成功后，我注意到，“开幕式后给张艺谋补张电影票”这一话题也很快登上了网络热搜。

北京是世界第一个双奥城市，张艺谋则成为了人类史上第一个双奥导演。“双奥”这个荣誉，属于国家民族，属于北京这座城市，当然也和我们每一个国民紧密。

因此，万众瞩目的冬奥开幕式能以如此简约、大气、富有创意地成功执行，一定要给张艺谋及其团队大大地点赞！

而面对“给《狙击手》补张票”的话题，我想更多地体现了广大观众对年过七旬的张艺谋导演老骥伏枥、“一心多用”的由衷致谢。

我甚至想说，就算没有冬奥开幕式晚会，张艺谋这块金字招牌难道都不值得大家去买张电影票看看吗？

毕竟，相比较冬奥开幕式导演，他首先还是一位电影创作者。指导冬奥开幕式，恰恰也从侧面反映了张艺谋在电影方面的世界影响力。

那么说回《狙击手》，我想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对于张艺谋的感激情绪是一回事儿，电影质量是吸引大家“补票”更关键的要求。

假如电影拍的不好，恶评连连，“补票”也只能是想想。

张艺谋近年来创作状态回勇，作品一部接一部，各种类型都玩得转。如果说《悬崖之上》是张艺谋导演对主旋律战争题材的小试牛刀，带着一股子克制，在哈尔滨这座冰雪之城，劈开了一道布满荆棘和鲜血的信仰之路。

那么此次春节档的《狙击手》则是张艺谋试图对此类型题材的新突破，在朝鲜的漫天冰雪中，让新生的中国与无畏的小我，被生死一线的肃杀之气所包裹，凝聚成了一面精神的旗帜。

在今年春节档刚开始的混战中，《狙击手》的成绩并不怎么漂亮。尽管一众影片在豆瓣开分时，它以7.7分夺得头筹，但距离票房冠军，实属太过遥远。（好在最近连续三天逆跌反升，口碑效应和冬奥效应逐步凸显）

在中国影史票房第一的光环加持下，《水门桥》无疑是排片最为稳妥的选择。除却其他喜剧与动画电影，作为与《水门桥》同类型的《狙击手》，其生存空间自然被挤压无多。

正如影片里所谈到的：《狙击手》所讲述的故事，相较于整个朝鲜战场，在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落里，打的一场毫不起眼的战斗。

但也正是众多的毫不起眼串联起来，才组成了气势磅礴的革命史诗。

《狙击手》的市场境遇如它的故事一样，看似是毫不起眼，却震撼人心。而在有限的排片中，能够取得最高的评价，无疑说明了它的成功。

若评价《狙击手》，就不得不谈起同档期的《水门桥》。第一部《长津湖》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问鼎宝座。

而《水门桥》也有重走此路之心，但在高度市场化的春节档里，《水门桥》登顶影史票房第一，还是需要打一个问号。

在此我想说，在《狙击手》中，神形兼备是其独有的特点，近几年的同类型的国产影片中，无人能及。

《狙击手》的“形”在于隐和现。

在敌我狙击手的对决中，隐意味着生，现意味着死。茫茫冰雪上，生死之间的压迫与肃杀之气伴随着一声声枪响，变成鲜血融化了白雪，无声却有力。

每一声枪响，都让人物更立体、更丰满，真正烙在了观众的心上。

随着故事的发展，隐和现发生了巧妙的置换。“救援”意味着志愿军战士必须要暴露在敌人的枪口面前。在此种情形下，“隐”对于志愿军战士而言，则变成了死；而“现”则变成了生。

这种生死的含义设定将小我的牺牲突出，并放在大的环境下，敌我对比、人与环境对比，干脆利索的构成了一个带有真实感的故事空间。

而“隐”和“现”，让《狙击手》这一小体量的故事拥有着不亚于《长津湖》系列的爆发力。

个体与集体的置换、虽死犹生的精神、敌我双方的心理变化，都被悄无声息的融进了这一隐一现之中。

无论是胖墩怒背铁板的牺牲，还是班长的以一换一，都让小我在战场上不再渺小，最终汇聚成了一面激励后来者的精神旗帜。

没有视觉堆砌的奇观化，大道至简，大音希声——这就真有点类似于北京冬奥的主火炬的创意“大雪花”那样。

《狙击手》用一个小的切口，讲述了一个完整精彩的故事，没有空洞感，也无不合理之处，其所带来的震撼，不是银幕上的鲜血淋漓，而是一种对心灵的冲击。

《狙击手》的内在的“神”，在主旋律已有的宏大叙事与奉献歌颂之上，多了一层“人味”。

这并不仅仅只是近几年在主旋律题材创作中，以小人物的视角着手构建家国一体的影像，而是试图去创作一种小人物的普遍性。

首先体现在演员上，《狙击手》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与章宇对于这个角色的演绎有着很大关系。

对比张译而言，无论是《悬崖之上》、《红海行动》，甚至更为久远的《士兵突击》，其身上那种坚定、正气且夹杂着的一丝憨厚，都会产生一种忠诚、顽强乃至舍身报国的气场，会让人不由自主的相信张译他是一个英雄，会受尽磨难，必定满载象征荣耀的伤疤，化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所以在《狙击手》中，由张译完成最后的点到，形成宏大叙事的升华，最合适不过，与《悬崖之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相反章宇则更为的接地气，这种接地气不是生活的真实，而是会让观众看得到一种与之接近苦难。

无论在《我不是药神》还是《风平浪静》中，透过章宇的脸，那些生命的动荡、社会的苦难、底层的挣扎，一览无余，这种现实感直击人心。

在《狙击手》中，起初章宇身上看不到什么伟大，他的四川方言，他的愤怒与克制。让人觉得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翻身的农民，脸上写满了曾经的不幸与现在的重生。

所以他带着同乡，从川蜀大地翻山越岭来到此地，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他的土地。

章宇所饰演的班长，无需喊什么口号，其嘶吼的志愿军军歌，穿过银幕，会让人真的相信他会为了土地、战友、后人，从而献出一切。

而匹夫之怒，血溅五步，其所做的，是从小我而起，最终由众多他这样的人，汇聚成了大我的奔流。

其次《狙击手》对影片精神构建，巧妙的涉及到了精神与文化的关系。这在以往的同类型影片中是不多见的。

精神与文化在《狙击手》中用一个新生儿的名字所连接。

在影片开始之初，胖墩对于大永给自己儿子所其的名字并不满意，大永嘲笑说这是文化问题，而在胖墩牺牲时，喊道自己的儿子叫铁板。

这一情节的处理凸显出了抗美援朝的精神赞歌，并不仅仅是书写出来的，而是由众多大字不识的小人物，一点点凝聚的。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亦或者说是文化的书写者，也获得了一种教育和重生。

而这种文化的隐喻、因果的关系无疑涉及到了某种根源，或者说当下创作的病症，《狙击手》点到了，但并没有说透。

《狙击手》同样也注重传承的书写，与《长津湖》系列相差无多，前后人员点名的两种对比所营造的情绪渲染，都十分有力。

影片中的大永和《长津湖》中的伍万里注定是一个要在战场上成长，最终带着众人的期盼活下去的人物。两者的情绪重点并不在于幸存，而是在于牺牲。

但在《狙击手》中，每个人物都有着极高的辨识度，最后的爆发力自然要强一些。

尽管其中有体量的差异，《狙击手》是一个班，而《水门桥》是一个连。

不过两部影片的情绪突显的手段却不同，一个是视觉场面，一个是人物叙事，重心的偏移，自然会产生一定的优劣之分。

在今年春节档，我甚至可以说，《狙击手》是最好的片子，张艺谋导演进行了新的尝试与突破，同时也树立了新的标杆。

而无论最后票房怎样，它都是抗美援朝电影题材中不容忽视的一部，也是值得学习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