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智者”形象的塑造，仅存在于吉尔斯在树林中的情节片段里

在斯皮尔伯格的访谈录中有过这样一段记载：“明镜：十年前,当我们与您对话的时候,您已经预告了您的下一部影片将是关于辛德勒的。为什么您犹豫了这么多年，至今才拍？斯皮尔伯格：当时我还不敢接这部片子。我缺乏勇气，我发誓这是实话。当时我离这个主题还有距离，它是那么复杂、深邃。”这段访谈中所谈及的困扰斯皮尔伯格许久的主题究其根源是对主人公辛德勒行为动机的研究，而这种行为动机的追溯最终形成了电影真正的主题——“人性光辉”。

在电影里，辛德勒所面临的每一次的选择与转变都必然有足够的情节铺垫形成强而有力的动作导引，如电影中“奔跑的红衣女孩”、“隔离区内的枪声”、“挤压在一起的犹太人”等，这使得电影的主题表达有了一套完整且合乎情理合理的叙事逻辑。在电影的结尾，导演更是通过工人们在送给辛德勒的戒指里所刻下了的“犹太法典”名言：救人一命，如救苍生，来深化电影“人性光辉”的主题。

与《波》片相较，这种受难者与统治者之间相互“拯救”所展现出的“人性光辉”更具人类普世价值观的庄严感与神圣性。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叙事中不仅用“受害者”的叙事立场来着力展现了一个“德国人”的人性光辉，还放弃了以往惯用的好莱坞式商业电影元素，使电影整体风格更偏向于严肃的欧洲艺术电影。这种电影叙述角度与主题意蕴上的选择不得不说是与斯皮尔伯格自身文化背景、权力话语和先验性有着极大的关联。

也正是因此，《辛》片才具有了《波》片难以比拟的高度哲理性与思辨色彩。驱动机制，即对人物心理、行为动机与电影整体叙事逻辑的分析与探讨。对于电影创作者而言，人物动作与思想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电影时空的演变，所以是否能在有限的时空内构建出强而有力的驱动机制，满足观众对于人物转变动机的心理解释需求，就成为了评价电影作品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在《波》片里，主人公吉尔斯经历了多重身份的转换，如：俘虏、波斯语教师、厨房帮工、抄写名单的书记员等。

这种身份上的不断转变，既是顺延故事时间线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导演为了圆合叙事逻辑的一个必要前提。在《波》片开端，导演便向我们阐述了主人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求生策略。其中“生存困境”概念的建立决定了“生存”将处于吉尔斯一切动作“驱动机制”的领导地位，而“编造波斯语”作为的谋求“生存”策略，是从属于“生存”的次级“驱动机制”。不仅于此，与“编造波斯语”属于同等次级“驱动机制”的还包括主人公吉尔斯在集中营内所遭遇到的突发性困境。

在此基础之上，导演在整部电影的叙事时间线上先后安排了“厨房务工”、“与拜尔发生冲突”、“抄录俘虏名单”、“野餐困境”、“采石场求生”等多个叙事段落。在这些叙事段落里，“生存”作为“驱动机制”的核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点突出，如吉尔斯“被迫”选择返回集中营、躲避拜尔的针对、在病中用“波斯语”呼喊等，这些都是吉尔斯在“生存”这一“驱动机制”支配下的有意识行为。

但在对于次级“驱动机制”的处理上，导演的设计就显得刻板且生硬。在《波》片中段，拜尔为吉尔斯设下了一个“逃跑即死”的圈套，吉尔斯在“求生”本能的驱动下被动陷入了困境。为了解决这一困境，瓦迪姆·佩尔曼在电影中临时设定了一位“智者”角色来为吉尔斯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并成为了吉尔斯做出“返回集中营”的最直接“驱动机制”。这位“智者”形象的塑造，仅存在于吉尔斯在树林中的情节片段里，此后整部电影便再无展现。

可以说，这一关键性的“驱动机制”与电影整体叙事逻辑性之间的联系是生硬的强行并和，是为满足剧情发展的一种“人工产物”。从叙事效果而言，浮夸的法国老军人以类似“天启”一样的神学形式强行“驱动”人物动作，不仅极大程度上破坏了电影原本严肃、纪实的风格基调，还损耗了观众在前期观赏中积攒下的情感惯性，对电影整体的“驱动机制”塑造产生了一种极糟的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