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堕胎、抑郁、刑满释放，为什么当代年轻导演爱拍这些？

文 | 展展

编辑 | 杜藤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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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在西宁落下帷幕。15年来，影展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也在接受更多目光的考量与评判。

今年5月末，FIRST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酒店举办了发布会。连续第八次担任策展人的段炼，提起一个重要变化——年轻创作者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家庭，关注如何与自己相处，对集体性的公共议题选择性地忽视了。

FIRST策展人段炼在首场FIRST返场谈上和青年导演交流探讨

正如FIRST这个名字，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发现青年导演的处女作。而讲述自己，是这些“在胆战心惊的创作当中摇摆不定”的年轻人相对熟悉的、成本更低的实现电影梦的方式。

影展期间展映的剧情片，不少都使用了方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年轻导演们讲述的是更为乡土、边缘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指向个人成长、有些指向两代人的矛盾，一些作品中弥漫着对童年逝去的哀伤，一些作品试图在处理个人困境时努力表现幽默……你能够感受到他们表达的欲望，通过视听语言试图架构起的情绪，但，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坏猴子CEO王易冰今年第一次来到FIRST，他是电影市场的终审评审。在8月1日的媒体见面会上，当有人问到他FIRST与其他影展的区别，王易冰坦陈，他原本抱着很高的期待，但“没有看到真正像之前预设的很生猛的创作”。他用“略有遗憾”表达自己的心情。

另一位电影市场终审评委马英力说，很多人混淆了“我的亲身经历”和“我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你经历的不代表是你可以表达出来的结果，也不是每个人要表达的、阐述的故事都是自己要亲身经历的”。重要的是，“你内心的表达，你想说什么，你胃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FIRST是野生的、撒野的、由“想象与热爱堆起”的乌托邦，行业对它抱有更多的包容和热爱。哪怕身为制片人，王易冰在遗憾过后又说，希望创作者的第一部长片能够更加纯粹地表达自己，“市场的问题可以交给电影公司、制片人去思考。”

近些年，年轻创作者对现实题材思辨精神的缺失令人遗憾。用段炼的话说，如同一个六边形变成五边形，再变成四边形……直到变成文献，不再鲜活。

以下是段炼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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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在FIRST工作的第八个年头，有个现象很有趣：在当下的环境中，年轻导演是更“向内”的，更关注自己的生活、家庭，关注如何与自己相处，对集体性的公共议题选择性忽视。

我们已经来到现实主义精神特别匮乏的时期了。现在，虽然还能看到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比如脱贫、计划生育、乡村支教，但似乎就是这些题材本身——我们很久没有看到那种批判但不是批评，思辨但不是抗辩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品了。似乎这个精神在当下年轻创作者的创作中被悬置了，这是非常遗憾的。公共记忆当然值得被诉说，非常紧迫的社会议题一定是年轻创作者更应该去关注的东西。

当然，中国不只有FIRST一个影展，FIRST本身的性格也造成了这一现象。尤其是电影行业对FIRST有着越来越大的期许，观众希望在这里看到非常生猛的、甚至在审查上有难度的电影，我很真实地告诉大家，我们对那类题材的关注，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下意识的逃避。

几十年前，很多导演的处女作基本也都是在讲自己，讲童年，讲一段不长的时间里的生命经历。但区别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观察自己，以及关于自己的部分是更小的还是更大的。

我们今年创投会收到541个有效项目，从它们标注的第一类型来看，家庭类型的有117个，数量最多。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以自己为圆心、半径很小的人际关系圈层。当然，拍家庭有时也能拍出社会图景，但似乎在我们近些年看到的样本里，导演们关注的是更私密、更个人的情感，主角跟父母的关系，原生家庭的问题等。

父权是个一直在被过度书写的话题，你能看到力透纸背的东西很少。有时我们会尝试提炼一些玩笑式的共性。比如现在“找爸爸”的电影太多了；又比如去年，王小鲁老师说FIRST的电影暮气都很重，老是殡棺、喜丧——去年我们有个片子叫《清明》，大型迁坟现场。

我们做过统计，看一年创造会的项目里“死”了多少人，意外怀孕多少次，堕胎多少次——结果好吓人。我们还提炼出剧本当中涉及边缘人群、特殊人群的，发现以下这些人出现频次很高：刑满释放人员、留守人员、精神病人、癌症患者、网瘾患者、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单亲家庭、殡葬人员、自闭症患者、流动人员、黑社会、临终关怀、鬼火少年、近亲结婚，PTSD、抑郁症……大部分东西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你说100个人里头，能有1个人经历过绑架、经历过凶杀吗？这个概率应该很小，但是创作者就要这么写。

这跟我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缺失并不矛盾。你会发现很多平平无奇的文艺片，看上去还挺个人情感的，也会动辄死一两个人。更大范围来看，在中国市场谈论有可能挣钱的商业类型片时，一定会出现罪案，一定会出现警匪。这种东西离大家的日常生活很远，题材在审查上又有很大压力，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那儿去呢？

我个人觉得，根本问题是大家的感受力在下降。对我来讲，一个人老去的重要标准就是感受力的下降，你对身边的生活感知力没那么强，共情的能力也没那么强，所以就想写点奇情的，写点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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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当代年轻人更关注自身）现象是如何造成的，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太宏大了，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很难提炼出当下的节奏，给出一个论调。所谓时代精神其实是后置的，只有后人才能提炼出来。

外部原因必然是存在的，我们不要逃避它。但它肯定不是唯一原因。我们现在聊很多事情，常常聊到最后都是基于基本国情的问题。但从本质上说，你生活在环境当中，要从环境的土壤里吸取养分，反哺创作，这是一个双边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忽略它对作者自觉不自觉、自知不自知的影响。这个影响有时是很显性的——我偶尔开玩笑说，这两年可能连床戏都很少能看到了。

我有时会担忧，这个东西不会失传了吧，以后不会没有人这么拍了吧？那些东西如果最后只能写在历史教材上，变成文献，不再鲜活，还是挺遗憾的。因为你会看到有些东西逐渐缺失，最开始它可能是个六边形，第二年变成五边形，第三年变成四边形……

我希望电影创作可以再多元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发声，都有渠道被听到，哪怕有的项目人多，有的项目人少。人少的部分，大家就大声喧哗，人多的部分，大家就窃窃私语，尽可能维持和谐。我不希望人多的地方永远是乌泱乌泱的，压得剩下的那些小声说话的人一点都不被听到。

做影展这件事，往小了说，是这个行业链条的组成部分，应该做到承接上下游的功能。往大了说，是在做电影这件事本身。如果我们在感性上、智识上没有责任感，那么大可以选择对一些东西视而不见、作壁上观。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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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选片阶段，每项流程我都从头跟到尾，会看得更全面一些。我是那个守门员，是最后一道防线，是一个天平两端的砝码。

这个天平在不同的场景里对应不同的内容。有时一边是资本，一边是项目；一边是买家，一边是作者；一边是有话语权的人，一边是没有话语权的人；一边是用直觉判断的人，一边是用理论或经验判断的人。我工作的核心之一，是要学会给我不喜欢的东西作出客观评判，再说直白一点，就是要给一些我讨厌的电影打高分。因为我要为影展交出的那份答卷负责，它一定不能是个人意志、个人趣味的东西。

我这几年明白一个道理：人要承认自己的局限。

我是一个从来不给电影打分的人，那是我完全不认同的逻辑——我只会把电影分成喜欢的和没那么喜欢的。在现有的环境中，豆瓣分数似乎拥有了过大权重，它可能直接影响一部片子的交易、发行，甚至可能直接决定很多人是否还能在这个行当中生存。同时你会发现，很多人打分时是不聊电影的，他可能会因为导演普通话不标准减一星，会把很多跟电影无关的东西带入到里面。

FIRST多部影片豆瓣开分并不理想，映前备受期待的《老郑飞到天上去了》仅有5.4分

我可以举这次FIRST影片中两部我喜欢的电影为例。一部叫《病人十一区》，它没有在展映序列里，但是入围了，另外一部叫《雨打芭蕉》。这两部影片代表着我的两端，我要学习兼容的部分。

很多看过《病人十一区》的人会觉得这是电视专题片的视听。但我觉得那不重要，那是手段。更重要的是作品呈现出来的厚度，呈现出来的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关系的思辨。